从元朝建都算起，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存在了700多年，但城墙有多长？没个准数。老北京说“前门楼子九丈九”，“九丈九”也是虚数。1922年春，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被破坏的城墙，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他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它们的人。
于是，他“一码一码地”测绘和拍摄了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如今，我们站在北京仅存的城墙城门前，或许能感到一丝庆幸——幸好，有人曾为它们留下过影像和图纸。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史家，他对北京贡献良多，而人们对他却知之甚少，甚至连他的汉名喜龙仁都常常搞错。近年来，随着喜龙仁档案的数字化公开，他与北京的六次交集才清晰起来。
1922年从前门箭楼向外城眺望
南宋周季常绘《五百罗汉图·云中示现》，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
喜龙仁在北京拍摄城墙与城门
溥杰在自家花园内摆拍
民国政府颁发给喜龙仁的护照
1922年拍摄的颐和园
喜龙仁位于利丁厄的家（起居室内景），摄于1932年。
手绘的永定门内楼立体平视图
喜龙仁致胡适的信
1935年喜龙仁曾在大阮府胡同租房安家
从达·芬奇到罗汉画
1922年5月末的一天，紫禁城神武门内，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正在等待一场“不被允许的会面”。
他43岁，小个子，穿着一丝不苟的深色西装，沉重的照相机片刻不离手。此行，他被批准“拍照”，却被告知不得直视皇帝，更不得与皇帝交谈。而此刻，他分明感觉到，一双眼睛在主殿窗后看着他——那是末代皇帝溥仪。
后来，他将这段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1923年4月22日的《纽约时报》星期日增刊上，题为《中国皇帝扮演摄影助手》。
这位瑞典学者汉名喜龙仁，他或许没想到，这次北京之行留下的影像，将在几十年后，成为这座古城在时代更替中挣扎的见证。
1922年的紫禁城，内廷还是禁地，为了走进这里，喜龙仁费尽心机。至于他和中国的缘分，还得从8年前的一幅罗汉画说起。
1913年，34岁的喜龙仁已是欧洲艺术史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领域声名鹊起。1914年，他应邀赴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及波士顿美术馆讲学，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学界的热烈欢迎。
授课之余，他也担任古董商和私人收藏家的顾问，并以收藏自娱自乐。那年春天，在波士顿美术馆，他遇到了著名收藏家丹曼·罗斯。
“这是让我泪流满面的画。”罗斯带着喜龙仁穿过走廊，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展厅。眼前是十幅中国南宋时期的绘画——《五百罗汉图》。这些画据传是周季常、林庭珪的作品，共100幅竖轴，原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1894年在波士顿美术馆展出，后被该馆买下10幅。画中罗汉或执剑击龙，或伏虎静坐，线条流畅，神态各异，与西方透视写实截然不同。
凝视罗汉画《云中示现》时，灵光闪过。他意识到，此前理解的“艺术史”，不过是西方的一段局部叙述。东方，还有一整片尚未开发的新大陆。
喜龙仁回忆说：“中国画那种由内而外，不依靠外在景象而全凭画家心灵的艺术创造力令我失神。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传统，一种我从未接触过的美学境界。”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生：放下达·芬奇，放下文艺复兴，去探寻东方。这个“顿悟”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他不懂中文，此前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
1916年1月，他开始通过纽约的古董商购买中国艺术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两个月后，又买了两幅罗汉画。一幅描绘罗汉执剑击龙，另一幅则画罗汉伏虎，购画发票上注明前者可能作于元代或明代，后者则为明代的作品。
将近40岁时，喜龙仁终于登上“真洋丸”号前往日本，开始了第一次东亚之旅。从日本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在苏州园林中，他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境；在杭州西湖边，他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原型。1918年，第一次站在北京城墙下，他被“帝国荣耀的余晖”震慑住了。
回到斯德哥尔摩，他立即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展，但这只是开始，艺术史家的鉴别力必须建立在亲眼见过，大量积累之上，几个月的浮光掠影显然不够。
1919年春，喜龙仁将个人收藏的14件文艺复兴时期画作卖给瑞典国立博物馆。忍痛割爱背后，是他正在筹备一次漫长的东亚之行。这一次，他的目标很明确：中国。
城墙城门正在渡劫
1921年9月，当“太阳丸”号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时，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中文并阅读玄奘传记上。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激励着他到东方寻宝。
就在这一年，瑞典人安特生和斯文·赫定在中国考古所获颇丰，由瑞典皇室主导的东方热正在兴起。喜龙仁也卷入其中，相约与安特生的助手卡尔贝克，一起到安徽寿县去发掘青铜器。
几次碰壁后，喜龙仁的考古梦碎。但他借着这个由头，坐着颠簸的骡车，带着考古和摄影设备，过潼关，进西安，游洛阳，又在杭州、南京等地转了一大圈，足迹踏过大半个中国，直到1922年3月，才再次站在北京城下。
那是一个满目疮痍却又暗流涌动的时代，北洋政府的军阀混战、列强的租界争夺，以及清王朝的最后余晖，共同构成北京的独特风貌。
从城楼俯瞰北京时，一个想法征服了他。正如他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开篇第一句所言：“我撰写这本书，是源于北京城门之美丽；源于城门具有的非凡意义，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
北京城始建于元代，明代永乐年间大规模扩建，至嘉靖年间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墙由夯土芯、砖石外包构成，规模之宏大、建筑之壮观，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堪称奇迹。
喜龙仁觉得，“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墙垣，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在他眼里，北京城墙是有生命的，依季节、时辰、天气和观者欣赏标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远眺城墙，它们宛如一条连绵不绝的长城，其中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
不过，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样明显，城墙城门正在被时代吞噬：
环城铁路已经开通，火车从城墙瓮城中穿行而过；瓮城正在被拆除以适应现代交通，古老的城门洞被拓宽，城楼上的琉璃瓦已经斑驳脱落；古老的城墙依然巍峨，但墙根处杂草丛生，墙体上布满裂缝，一些地段甚至被居民凿洞而居；洋建筑超过了城墙，像是侵略者，破坏着北京的天际线。
4月，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中，喜龙仁开始了他的工作。他背着沉重的相机，手持测量工具，带着中国助手，从正阳门走到永定门，从朝阳门转到阜成门。他爬上城墙，钻进门洞，仔细记录每一块城砖上的铭文，以便弄清楚建造时间、用料、砌筑特点。
“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在城墙上留下了印迹——战争时的摧残与和平时的建设，腐朽与勤勉的政府，懈怠与积极的官员，衰败与繁荣的年代，此外还有那些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这座引人注目的防御工事的人们留下的痕迹。”
喜龙仁相信，石头和砖瓦记录了北京从16世纪以来的历史。为了解读碑铭砖刻上的文字，他迫不及待地请中文老师朱嘏臣帮忙翻译了相关的历史书。
或许是司空见惯，或许是学术传统，文献中很少关注到城墙的细节。比如，内城城墙长度这一关键数字，万历《顺天府志》中记载为40里，而《明史》则云45里。哪个数字更准确？喜龙仁经过近乎偏执的实地踏勘，得出了答案：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合计23720米，约47.4里。
一提到正阳门，老北京人喜欢说“前门楼子九丈九”。殊不知，喜龙仁测出的精确高度是“齐城台平面处宽为50米，最大进深为24米，通高38米”。
至于城墙的高度，喜龙仁首次测定东城墙11.10米、西城墙10.30米、南城墙10.71米、北城墙11.92米。四面城墙高度并不一致，北高南低。
在建筑学角度，他已经算是权威了。更难得的是，在阐释景观的字里行间，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再现了旧京神韵：
“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在喜龙仁的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
城墙内，是权力主导的秩序与文明，城墙外，是浪漫主义的自然景观，而门洞就成了这两个境界的过渡地带：“河岸深处，黑色的小猪在肥沃的沼泽地里翻拱觅食，孩童们则像青蛙般在芦苇丛中嬉戏；白鸭成行，在水面上划出片片水花，‘嘎嘎’地回应着主人的呼唤。”这诗意又有烟火气的场景，不在别处，就在百年前的北京护城河畔。
“人们也许不时会注意到一位中等个子、朴素的中年男子，通常穿着适当熨平的棕色或深色西装，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标尺，望着一抹阴影掠过北平的城门或紫禁城的飞檐。”他这样描述自己。
无数个黄昏，他等着那抹阴影唤醒古建筑，才迅速按下快门。如果对场景不满意，他会一次又一次回到那里，直到光线与颜色的组合能最清晰地传达出建筑师的本意。
北京有九座内城门，七座外城门，每一座城门都有独特的建筑形制和历史故事，每一段城墙都承载着百年风霜，要一一尽述，谈何容易？他把每边城墙都分成一百多份，再“一码一码地”观察测量；虽然手中已经有了重修城墙城门的设计图纸，但还是对每个数据一一重新测量求证。53张喜龙仁手绘的建筑图纸和128张城墙与城门的历史照片，就是他实地踏勘的明证。
在两年的考察中，他详细记录了每一段城墙的碑记、用料、砌筑特点，甚至对每一段城墙的建造修葺历史进行了考证。尽管受专业素质所限，有的城楼测绘图不规范，但他留下的这份档案，至今仍是最翔实可靠的。要完成这些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
末代皇帝充当助手
如果说城墙考察是冷静的学术行动，那么进入紫禁城，则更像一次冒险。
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以后，溥仪还在内廷，紫禁城大部分还是皇家禁地，外人无法进入，更不用说外国人了。
他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了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庄士敦是英国人，曾在牛津大学学习，1919年被聘为溥仪的英文教师，是溥仪最信任的外国人之一。
庄士敦表示，没有权力帮人拿到前往皇宫内部的通行证，但愿意为他开具介绍信，让他拜访满族亲王贝勒们的府邸和花园。
跟今天的年轻人一样，溥仪的弟弟溥杰对摄影很有兴趣，他大大方方地在自己的花园里摆造型，让喜龙仁拍摄。
在尚未得到紫禁城的邀请之前，喜龙仁给溥杰寄了一系列照片，以示感谢。他推测，溥杰一定会把照片拿给溥仪看，从而引起他的好奇。果然，几个月后，喜龙仁收到了一个神秘的邀请。
1922年5月末，喜龙仁与中文老师一起来到神武门前，庄士敦和两位太监迎接了他们，寒暄过后，庄士敦便抽身离开了。喜龙仁被告知，可以拍摄所有想拍的照片，“但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
就在这时，喜龙仁感觉到有一道目光正注视着他。他抬头望去，只见主殿窗前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正在观察他。
一位报信的出来，建议喜龙仁不必在某一处景点用掉太多底片，因为宫里还有许多更重要的地方值得拍。
“我很感激他的建议，便移步到毗邻的殿内……还没等我架起相机，又一位报信的跑来，拿着一款老式柯达相机，递给我问是否还可以用？这架相机的状况非常凄惨，我只能建议把它拿到北京最好的摄影店去维修。这仅仅是个开端。几分钟后，皇帝本人就来到我身边，观察我用相机的一举一动。”喜龙仁在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
由于事先被告知“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而他是近视，只好在摘下眼镜的情况下，向溥仪演示相机的各种功能。
溥仪看得入神，突然说：“我想看看相机里面。”
喜龙仁只好把相机拆开。就在这时，接见时间到了。喜龙仁不得不把相机部件装进口袋，向皇帝叩头，倒退着向门口走去——他不能背对天子。
就在他即将退出大门时，一个声音叫住了他：“等等，我跟你一起去。”喜龙仁愣住了，他模糊地看到溥仪正从台阶上走下来。
“皇帝本人来到我身边后，开始作为宫内私家向导，指挥我往哪里走、哪些地方可以拍照。没过多久，他就完全忘了害羞这回事，主动带头选择适合拍照的景点和角度。”
“这个场景对我来说有些奇特，因为我还没有被正式引荐给皇帝，我应该不允许认出他或与他说话。但他强烈的兴趣，他的问题和建议迅速除去了这些规矩和礼节的条条框框。”
他们一起欣赏生长了几百年的盘根错节的槐树，还爬上石堆和台阶寻找最佳取景位置。最后，喜龙仁被邀请参观了皇帝在养心殿的寝宫。
“我们在养心殿内找了个地方坐下。更多的破旧相机被呈至我面前。就如行程伊始皇帝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身边一般，他突然站起来向他的客人道别后就消失了。”
喜龙仁被带回神武门，在那里，他表露出欣赏：“我感受到了这个坐在天子之位上的可爱的年轻人生动、亲切的形象。这与我带走的那些胶片几乎同样珍贵！”
除了溥仪的支持，喜龙仁还得到了北洋政府内务部的特许。档案显示，政府曾专门委派民国大总统的一位特别助理协助他考察中南海。当时，那里是政府的办公地。
利用这些难得的机会，喜龙仁拍摄了300余张照片，全面记录了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北海，甚至圆明园的断壁残垣。
有研究者认为，喜龙仁多次讲溥仪当助手的故事，细节有出入，可能有夸张。不管是不是有杜撰，那些历史上第一次被拍摄到的建筑细节，仍表明他是不虚此行。
活跃于京城社交圈
除了走上层路线，融入圈子，也是喜龙仁迅速变成“北京通”的法宝。在学术圈，与他交情最深的要算胡适。
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叶公平，主要研究海外档案、学术史等。据他统计，胡适日记中至少有七次提到Sirén。“他俩是1922年春天认识的，直到1936年，胡适还在日记中提到两人一起吃饭。”
喜龙仁还没到北京，上海出版家张元济就在信中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了他，说他在英人俱乐部讲中国画，“报纸极为称美不置。友人有往听者，亦倾倒之至”。蔡元培正求贤若渴，便邀请喜龙仁到北大讲堂讲演《东西洋绘画的要点》。
这场演讲由胡适担任翻译，两人由此相识。胡适英语流利，知识面极广，留美时的女友韦莲司又是学美术出身，他跟喜龙仁可以站在走廊里长谈几小时。
喜龙仁还曾在爱沙尼亚汉学家钢和泰家中与胡适会面。钢和泰是北京大学教授，精通梵文和藏文，家中常有中西学者聚会。钢和泰1927年给喜龙仁的回信手稿，今藏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
两人本来联系不断，十分热络，但胡适在1926年后就很少提及喜龙仁了。叶公平说，已经数字化公开的喜龙仁书信中，目前尚未发现胡适通信。
分歧很可能发生在1926年伦敦的一次会面。
据胡适日记，他们在伦敦见面，谈了几个钟头，喜龙仁还去听了胡适讲演，并陪他去大英博物馆参观。当看到一些中美洲的玛雅文物时，喜龙仁说，这里面有些与中国相近的“母题”。“我不很信此说”，胡适在日记中腹诽。
“两人观点冲突甚大，这大概因为喜龙仁是神秘主义者，而胡适信奉科学；喜龙仁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甚高，而胡适则认为中国人更需要学习西方。”叶公平认为，两人三观不合，所以后来就不怎么联系了。
最让喜龙仁如鱼得水的，还得是艺术圈和收藏圈。1922年，喜龙仁曾专程前往天津，拜访满清遗老罗振玉。
在罗振玉的寓所，喜龙仁观赏了其收藏的王维《江山雪霁图》摹本。这幅画后来成为研究中国早期绘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收入喜龙仁的《中国早期绘画史》一书。
北京著名的鉴藏家完颜衡永（字亮生，又名王衡永、王湘南）也与喜龙仁有长期联系，并且是他购画的重要中间人之一。1935年，喜龙仁在北京六国饭店给妻子写信时说：“衡先生我想你还记得他，他跟我们一起吃过饭。他还问起你。我们刚刚一起看了我在上海买的很多画，他似乎觉得我这次的交易很走运。”
此外，喜龙仁还与卢芹斋等艺术品商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卢芹斋是当时最著名的中国文物出口商之一，许多流失海外的中国艺术品都经他之手。喜龙仁通过卢芹斋，得以接触到大量珍贵的中国艺术品，这些藏品为他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与画家黄宾虹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黄宾虹在给傅雷等人的信中将他引为知己，感谢他对新安画派的盛赞，也称赞喜龙仁“能读古书、研国画理论”。
流连北京放弃教职
喜龙仁在北京乐不思蜀，大学却不愿再批给他更多假期了。从1922年春天，斯德哥尔摩大学与喜龙仁之间频繁通信，校长在6月警告他如果再不回学校，后果很严重。而喜龙仁为了在北京多住些时日，自愿请辞。
1923年4月1日，由于长期休假，喜龙仁被斯德哥尔摩大学免除教职。
喜龙仁在大学任教15年，对于一个出生于普通家庭，晚年被评价为“吝啬”的人来说，这至少是个经济上的重大决定。但他心意已决，要先完成对北京城墙和城门的书写。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相信我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专注于中国艺术，我必须完成我的那些历史书。我唯一的希望是在世界的这一头也能够找到一些讨论和学习的机会……但是我为什么要抱怨呢？从我过去的旅程中，我收获了那么多绚丽的回忆和有趣的材料。”
对于学术前途，喜龙仁似乎并不焦虑，1921年到1923年的中国游，已经为他的开山之作积累了足够的资本。1924年，他暂时定居巴黎，成为一名收入不稳定的独立学者。
1924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在伦敦出版，首印800册。这是他写中国的第一本专著，在序言中，他写道：“如果我能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就感到自己对中国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
令他失望的是，这本书没有引起东西方学界的关注。在那个年代，城墙城门的话题太过冷门，几乎无人问津。800册书很快销声匿迹，仿佛从未存在过。
书的最后，他发人深思地问道：“这些奇妙的城墙和城门，这些北京绚丽多彩历史的无言记录者，它们的丰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结果一语成谶，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开始大规模拆卖皇墙。
次年，喜龙仁的《中国雕塑》出版，这本书一册为文字、三册为图片，涵盖了900多件石、铜、漆及木雕作品，为他奠定了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
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期间，读过这本书。1930年他在东北大学教授中国雕塑史时，讲义中也大量翻译引用了这本书。不过，梁思成对喜龙仁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有严厉批评，称他“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
虽然《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反响平平，但喜龙仁的第三本书，仍以北京为题。这种坚持，如同固执地为一位垂暮的长者记录生平。1926年出版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共三册，以图片为主。在这套书里，他同样对那些危在旦夕的建筑表示了惋惜，并希望当局能意识到它们的历史价值，赶紧抢救。
林语堂盛赞《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和《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是两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但在欧洲，喜龙仁却因这两本书饱受非议，同行嘲笑他出的都是图录书，不符合欧洲的美学审美，没有学术深度。
对此，他在书的引言中为自己做了辩解：中国当时局势动荡，为了能让这些材料尽早向学者及广大公众公开，这才将不完整的材料出版。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看来，喜龙仁的很多研究可以称为“发现”：他发现北京城墙和城门无与伦比之美，发现残破凌乱的苏州私家园林的高雅风致，他在山西、河北、甘肃等地，从灰尘中感受很多雕塑和壁画的光辉。
在家打造东方花园
1926年10月，喜龙仁凭借《中国雕塑》获得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的职位，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这让他不时担忧，将不得不中断对中国的研究。1929年3月，借扩充馆藏之机，他又回到了北京。
这回，北京已经更名为北平，不再是首都。他在北京的研究领域，也从建筑和雕塑，转向自己的老本行——绘画。
在为博物馆采购的间隙，喜龙仁再次参观了故宫。这时的皇宫，开放为故宫博物院，但他低声抱怨着，那些青铜器的收藏，和以前相比少了很多，质量也差。看到恢宏的大殿里摆满了杂乱无章的家具，他也颇有微词。
一年后，他不得不回斯德哥尔摩。除了在博物馆工作、给其他机构当顾问、与商人和藏家打交道和开讲座之外，他还腾出时间写中国绘画史。这个计划后来扩大了规模，变成了两部上下册著作，第一部是1933年出版的《中国早期绘画史》，第二部是1938年出版的《中国晚期绘画史》。
为了给第二部书收集资料，他在1935年重归北平。此时，溥仪成了傀儡，故宫文物已经南迁，北京更是风声鹤唳。
他为衰败感到痛惜：“穿过紫禁城三大殿，发现它们比之前更加凄凉惨淡了。”但北京的魅力并未减弱：“它依旧拥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每次你回到这个古老的地方，都可以刷新你之前的印象，这非常让人欣喜。”
在《中国晚期绘画史》的前言里，喜龙仁强调说：“在1935年，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些博识多闻的东方鉴赏家，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明清时期画家的宝贵知识，也得以在中国和日本的私人收藏里看到许多这些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据梁思成的好友童寯记载，1935年喜龙仁访问过北平营造学社，而营造学社负责与欧美打交道的就是法式部主任梁思成。
为了体验胡同生活，他还在六国饭店附近的大阮府胡同租了房。一张站在屋前的照片，叼着烟斗，展现出瘦削而敏感的诗人气质，以及坚定而远大的学者抱负。
“您一定听说过大量关于日本对华武力侵略的消息。空中轰炸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加区别和大规模地进行。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是极其惊人的。我们衷心感谢您为这个国家的受难者所做的工作。”
这封信是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北平沦陷后，于颠沛流离中写给喜龙仁的。在艰难环境中仍不忘联系，可见两人友谊之深。
不久，战争也摧毁了欧洲，但喜龙仁似乎未受影响，他在《中国园林》的写作中找到了安慰：回看照片被他视为另一种旅行，一种逃避现实的神游。
在斯德哥尔摩外的利丁厄岛上，他为自己建立了一座“东方花园”。
房屋远看同瑞典的普通木屋并无二致：平铺的折线形屋顶，三层楼高。但阳台用了坡屋顶，檐角微微上翘，并以脊兽装饰，这里还被他戏称为“颐和园”。房屋内部，客厅的方格天花板上是彩绘的团凤，苏式月亮门分割空间，花园的石阶两侧还镇守着石狮子。
喜龙仁躲进小楼，回望那些在中国园林中漫游的时光，对“三海”（北京的南海、中海、北海）的记忆，尤其多愁善感：
“人来到这里，会感觉一种清冷孤寂，令你的内心敏锐地接收到古老回忆的低声细语，令你打开耳朵去聆听那些在春树着满苞芽之时，由春花谱就的和弦乐章所爆发出的无声之诗。人就如同漫步在被精心装饰而又空荡的舞台，尽管演员早已消逝不见，他们节日的欢乐也早已被一片沉寂所取代。”
由于不能用中文独立工作，喜龙仁曾自费聘请多位中国助手协助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泰斗的杨周翰。
1935年夏天，杨周翰经人介绍，协助喜龙仁核校《中国画论》英译稿。次年3月，杨周翰应邀离开北平，经伪满、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又转彼得格勒、芬兰，最终乘船到达斯德哥尔摩，在喜龙仁身边工作了整整两年。
忆起这段经历，杨周翰说，他的工作就是把画论、画史、画家传、题跋、诗词等口译成英文，由喜龙仁写下来。由于他当时只有21岁，对古文略知一二，但对绘画一无所知，喜龙仁一边与他讨论，一边带他去英、德、法各国博物馆看中国画，颇开眼界。
鲁迅评价《中国早期绘画史》“虽然很贵（约40美金），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他还请三弟周建人以9元大洋的价格购买了一本，寄赠给寓居莫斯科的德国美术家艾丁格尔。
喜龙仁还是喜仁龙？
时间来到20世纪40年代末，侯仁之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天，他偶然走进伦敦一家旧书店，在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泛黄的旧书，正是喜龙仁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侯仁之“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他后来回忆：“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就充分地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
侯仁之将书带回国内，每每讲起北京的城墙城门，都会向北大学生们介绍这本书。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成立后，他又郑重地把这本书交给了在文物局工作的学生，嘱咐他尽快翻译出来。1985年，该书中文版出版，侯仁之作序，印刷2万册。
此时，喜龙仁镜头下的城墙与城门，大多已不复存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到东南角楼调研后，一下子将剩下的2000册都要走了，逢人便送。这本书在研究领域声名大噪，但作者名字却被翻译为喜仁龙，从此以讹传讹。
20世纪90年代，叶公平读大学时，在杨周翰的回忆中发现，他用的是喜龙仁，于是做了一番研究。档案显示，国民政府1929年4月4日颁发护照时，写的是喜龙仁；与他交往频繁的完颜衡永等，在往来的中文信中写的也是喜龙仁；张大千更是在喜龙仁八十大寿时，赠文给“喜龙仁博士”。
细究下去，这一乌龙在民国期间已经埋下伏笔：《北京大学日刊》称他是“西冷”，胡适称他是“西伦”，建筑史家童寯在书中称之为奚伦、奚仑或Siren，还有学者称他是“喜龙士”。
“Osvald Sirén的汉名应为喜龙仁，在这个汉名中，‘喜龙’才是姓氏部分，对应他的瑞典语姓氏Sirén。”叶公平说，汉名如费正清，跟欧美人姓名的音译很不同，可以随便取。“龙”代表中国，而“仁”字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选这两个字作为汉名，说明喜龙仁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
2017年，后浪出版公司重译《北京的城墙与城门》，首次收录全部图片。随着作品进入公版期，他的其他著作也陆续出版，有媒体以“井喷式引进”来描述此景。
一个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名字，重回视野。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喜龙仁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艺术的大部分主要门类，包括绘画、园林、青铜器、雕塑、建筑。直到今天，仍没有学者可以在广度上超越这个百科全书式人物。
1956年，喜龙仁获首届弗利尔奖章，这被誉为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美国著名艺术史家高居翰评价说：“他在中国雕塑、园林、建筑、早期艺术等领域的专著举世闻名，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材料。”不过，他也酸溜溜地说过，喜龙仁是“最早来到黑莓园的采摘者”。意思是，他就像一位穿过黑莓地的人，采摘了所有容易摘的黑莓，让后来者只能摘那些难摘的。
1966年，喜龙仁在他的东方花园逝世，享年87岁。由于他晚年颇为节俭苛刻，甚至没有学生愿意为他写讣告，最后写出来的讣告也非用心之作。直到2013年，任教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艺术史学者米娜·托玛才为他写了第一本传记。
在这本传记中，米娜·托玛以为喜龙仁只有四次东亚之行。其实，1945年喜龙仁退休后，并没有停止游历与写作，他在1954年和1956年都来过中国，一共六次赴京。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奠基人王逊曾接待过他，他们之间有过通信。喜龙仁在给法国收藏家杜伯秋的信中说，他觉得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壁画临摹得很好，甚至有些比张大千早些时候临摹的还好。
除了北京，台北故宫也是他的目的地。1956年5月，喜龙仁与负责运送北京故宫文物赴台的庄严，合影于台中北沟库房外，这里是故宫文物赴台后停留的第一站。
这两次考察，借了瑞典1950年便与新中国建交的光，让他接触到众多新材料，其中既有麦积山、炳灵寺壁画与雕塑，也有两岸故宫的清宫旧藏书画。在此基础上，喜龙仁决定创作一部全新的中国绘画通史，也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喜龙仁还特别感谢了王逊。
为了出版这本书，喜龙仁亲赴各大公私收藏考察，获取相关藏品的高清照片，还竭泽而渔似的购入图册。即使在此书出版60多年后，书中收录的一部分图版仍然是首次公开发表于中文学术界。
2003年，永定门城楼复建，一筹莫展之际，一本英文版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提供了详细的记载和实测图。时隔近80年后，这些数据和图纸，仍能成为复建的重要依据。
今天，当我们站在北京仅存的几段城墙前，或许会想起那位百年前远道而来的瑞典学者。他用一个异乡人的眼睛，发现了北京城最深沉的美；他用一个学者的执着，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永恒的档案。在时光的长河中，记忆被悉心珍藏——这，或许就是摄影与历史的意义。
最新的好消息是，喜龙仁后代将约35000张照片和25000份文件捐赠给瑞典国家博物馆。这些珍贵的资料，从2019年开始陆续扫描公布，目前已公开了超过90%。
“24箱书信已经扫描了21箱，已经有3860通喜龙仁与世界各地人士的通信，大概5900张纸公布出来。”叶公平说，喜龙仁书信大半是英文，还包括瑞典文、丹麦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和日文等，难以辨认的手写书信也占很大比例，要想利用这些档案，还得潜心研究才行。
本文参考喜龙仁著作、叶公平《喜龙仁与中国艺术》《喜龙仁在华交游考》、米娜·托玛《沉迷于罗汉：喜龙仁的中国艺术之旅》等研究，感谢文史研究者朱祖希、李哲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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